24 邓联合:《庄生非知道者:王船山庄学思想的另一面相》，《文史哲》2014年第4期。
【10】章学诚不是宋学学者，他并无否定汉学礼学研究成就的意图，而是希望指出五端的研究不可沉溺于钟鼓玉帛，做成豆丁之学，而是要深求古人之大体。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和州志》中，《艺文书》贯彻了《七略》统四部的理念。
不过，这些设想与章氏的许多其他命题相似，非一篇之论、一时之论所能概全，其中若干理论环节尚需细究章氏著述的细节才能补完。毕竟，章学诚是一位讲求实学的学者，他无力弥缝高明之学与考索之功之间的理论裂痕，在以五教、《七略》为中间环节的构想失败后，他并未强为己辩，而是把困局留给了后人。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家著述以传授生徒为目的，论述简明，且多非专著。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何以复分诸体也？41或是有感于此，章学诚在《亳州志》中改六书为掌故，同为吏、户、礼、兵、刑、工，意义却有差别。
《永清县志》创六书体例，其意在此。24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页。伦理正名本身是一种对象性言说，因为所正之名要有明确而公开的涵义，否则无法成为公度性的伦理名词，而何以可能的问题指向一种前伦理的，前对象性的言说，即追溯伦理正名得以展开的土壤和渊源。
例如：我们之所以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会怵惕恻隐，乃是对此情境有所领悟，即领悟到井之于孺子的危险性，这种领悟以前反思的，非理性的方式显现出来就是怵惕恻隐，但事实上，我们既有的关于井孺子及其二者关系的观念已经先行到场并发挥作用了，于是我们才会怵惕恻隐。如果我们承认道德交谈乃是一种反思阶段的对象性言说，那也要明确所正的伦理之名的涵义存在于现实的公共生活空间中，而正名活动需要以公度性的知识为基础，运用明确的对象化的日常语言才能有效展开。儒家伦理在本源上是诗性的，同时与女性的实践工夫密切相关在章氏看来，五教不仅流为诸子，还持久影响着后世学术形态。
与此相对应的，目录学史亦可分为三段：一是以官职为著录之法的时期，二是由《七略》到《汉书·艺文志》，三是四部分类法。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
《周官》挈一代之大纲【39】，则周有周之官礼，其物质载体是《周礼》。]若按《〈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则王安石属礼家。内藤湖南认为，大梁本不录《礼教》篇是由于与《易教》《书教》《诗教》等篇相比，此篇论文有欠力度【3】。《礼记》有五教之说，有学者认为章学诚五教之论来源于此。
挈净精微，《易》教也。37 （清）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章学诚遗书》，第558页。24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页。以唐宋八大家为例，韩愈属儒家，柳宗元属名家，苏洵属兵家，苏轼属纵横家，王安石属法家 ，等等。
归入数术略者，如谱牒回归历数之属。28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9页。
但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矛盾远未调和。不过从其所拟《辑略》来看，其体例少兵书一类，而多出纪载释教金石三类，与《七略》实不相同。
通过赋予官礼历史性，创制纲领、掌故体例，天下之书皆官礼的命题终于证成。人官即设官分职之属，是礼。其次子华绂（生卒年不详）又曰：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章学诚系统批判了从郑玄到秦蕙田的礼学研究，其方案是向、歆父子式的，其渊源是《七略》《汉志》：《汉·艺文志》，《官》《仪》二礼与礼家诸记合为一种，后世《三礼》所由名也。于是，四礼实际上具有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记的层次，包括大、小戴《礼记》，其意义相当于《国语》之于《春秋》。作为一种文献编次方法，文集的产生是辞章之学代专门之学而兴的必然结果。
惜乎学界关于官礼概念所指、官礼说的具体内容及其在章学诚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等，尚无专门、系统剖析。一、官礼统五经作为研究章学诚思想的主要文献，《文史通义》主要存在两个版本系统：一是王宗炎（1755—1826）初拟，沈增植（？—1922）、刘承幹（1882—1963）递修的嘉业堂刻本，即所谓《章氏遗书》本。
他反思说：礼家讲求于纂辑比类，大抵于六典五仪之原多未详析，总缘误识以仪为礼耳。另一是章华绂因不满于前者而重新厘定，在开封刊刻的大梁本。
一是掌故专书，在史则为国家会典会要之书，其特点是备其物与数【42】。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
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诗》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1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9页。所谓一代人官当代人官等说法，表明章学诚的官礼概念具有历时性。然容仪自是专门，而制度兼该万有，舍六典而拘五仪，恐五仪之难包括也。
不过，这只是章氏学术体系营构的第一步，其理论旨趣之宏大尚不止于此。[见（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15页。
【14】引文共三句，句式相同。【33】从形式上说，《易》教在象，《诗》教在兴，《礼》教在官，《春秋》教在例，《书》教在记注而无定体。
故有人讥曰：充类之尽，则一志但存六书而已矣。太卜掌《三易》之法【15】，系于《周礼·春官·宗伯》，故官礼可统《周易》。
不过，无论这一命题多么发人深省，它都很难说是章学诚思想体系的最高命题。此皆学者应有之事，不可废也。某为周礼之周礼指经一层次的礼，即所谓人官之纲领。与之相伴而生的，如类书、书抄、评选等，都以删略诸家，取便省览26为目的，一方面揭示出文章繁多、冗富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体现出学者因文献浩繁而不知学所先后的困惑。
疏通知远，《书》教也。其论就六经皆史而发，意在指出《礼教》篇缺乏三礼是史的相关论证。
这种批判直戳礼学文献编纂的核心，对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礼书纲目》等皇皇巨著通用。7 参看拙著：《宋代四礼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3-47页。
43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5页。26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1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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